山中客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与山,多相似。

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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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山与寂寞 @ 2009-08-24 23:54

读法布尔《昆虫记》第六卷,很奇怪他为什么写着写着昆虫,中间插入了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两篇文章《遗传论》和《我的学校》。不过,那些回忆,写得非常美。其中,在《我的学校》中,他写到一个有壁炉的房间里的摆设:

 房间的其他地方都被壁炉炉床的附属装置占用:三脚板凳、干燥用的盐盒、双手操纵的铲子,还有风箱。这个风箱和我祖父家的一样,靠两个腮帮鼓胀吹气。它是将一 根粗大的冷杉木用烧红的铁钎掏通做成的,通过这个箱孔,嘴呼出的气被引导到远处需要重新点燃的木柴上。

 注意到这段话,是因为这个风箱。风箱这东西倒是见过的。小时候在家里,常帮妈妈烧火,每家的厨房里,都会有这东西,是一个长方形的箱子,两头各有一个气阀,箱子里面是类似活塞的长方形木板,木板四周嵌有羽毛,放在灶的旁边,下面有一个口和灶膛相连。通过两根与活塞相连的木条拉动风箱,鼓起风来,吹起灶膛里点着的火。但法布尔的这个风箱,却不知道怎么,竟然是用嘴吹的,真很让人不解。而且是用“粗大的冷杉木”做的,要多高深的嘴功,多大的肺活量,才能吹得着那些“树枝与木柴”呢?

 夜晚在床头读《周作人文类编》四卷《人与虫》,正好读到了周作人谈昆虫记的几篇文章。周作人对《昆虫记》的喜爱,在他的很多文章里都能看到。我之所以买了这套十卷本的《昆虫记》,和读他也不无关系。1923年前后,他先后写了好几篇与《昆虫记》有关的文章,其中一篇叫做《爱昆虫的小孩》的译作,就是上述《我的学校》这篇文章。周作人的译文中,上面关于风箱的这段话,他这样译道: 其余的地方都被炉灶及其附属物所占据,如那些三脚凳、挂在墙上干燥的盐盒,须用两只手拿的重的铁铲,还有那火筒,正如我在祖父家里鼓着两颊吹过的一样。这是用一枝大松树枝做的,中间用了烧红的铁条打通一个孔;人家就从这孔中吹出气去。

 原来那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所谓“风箱”,却是吹火筒。这个,自然也是见过的。豫南农村的山区烧火,这也是每家的灶前少不了的东西。一般是用竹子做成的。将竹子中间的竹节都打通了,最后的一个竹节,打上一个小孔。从另一头吹气到烧得不旺的木柴或者炭火上,很快能将火吹得旺起来。刚到豫南的婆婆家时,想做一个贤惠的儿媳妇,又不会做太多别的活计,想着烧火是很简单的吧,于是就到灶前去烧火。哪知道那儿的灶,却是没有小时候拉惯的风箱的,如何让点着的火烧得旺起来,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每每将火烧得半死不活,一屋子烟雾弥漫,又得麻烦婆婆拿起那吹火筒,“呼呼呼”吹上几下,然后将那柴随便摆弄一下,于是火就很听话地旺起来了。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那灶用的到底是什么原理。但对那吹火筒,却印象深极了。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着炭火做,小孩子非常喜欢摆弄那东西,冬天烧炭,这东西尤其是少不了的物事儿,刚引的炭火,烧得还不旺,拿着吹火筒呼噜呼噜地吹,将炭火吹得通红,是小孩子颇喜欢的事儿。但常常也因些将炭灰吹得乱跑,引来大人们一顿哈斥。

 不知道吹火筒或者说风箱这个词儿,在法文里是不是相同的,但在中文里,两种东西差别却大了去了。联系上下文意思,译成吹火筒,自然更为贴切,否则,真的很难理解“嘴吹风箱”该如何操作。今天的译者们译成风箱,我不知道是由于对这两种东西都不理解,还是由于南方文化不同的关系。在我印象中,北方似乎是不用吹火筒的吧?这套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昆虫记》,已经读了好几本了,一直觉得译得还是蛮不错的。在豆瓣上也算是好评如潮了。但今天读了周作人的译文,却让人只想废书长叹,徒唤奈何!奈何,奈何,今日已无周作人。



 
山与寂寞 @ 2009-06-19 20:30

昨天考完试,一个学期结束了。今天儿子和他的两个好朋友,接受了老师安排的任务,给班里的部分同学写评语。三个人忙了半下午,总算把评语写完了。刚才看了下,很逗,也很感慨。因为有些话,再大一些,他们是再也不会说了。

A:沟通能力强,富于幽默感,具有极佳的口才,乐于助人,但学习不够努力,认真,比较浮躁,希望下学期能改正缺点,继续努力。

B:具有较强的逻辑思考能力,语言凝练、简洁,幽默风趣,但有点懒散,对任何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学期上课常常发呆,希望最后一学期能够认识到这些缺点,期待你更大的进步。

C:有正义感,做事果断,能很好的融入集体,为人随和,有上进心,但有点固执,经常和老师争吵,作业完成质量不高,克服自己的困难,树立自信,只要做到这些,你一定会取得更大进步。

D:学习很认真,为人随和,能与同学友好相处,善于思考,能为同学们着想,但缺少锻炼自己的勇气,一定要大胆的表达自己和展示自己!

E:文学知识丰富,学习认真,字体漂亮,但是为人过于自私,缺少奉献精神。希望以后开阔胸襟,与同学和谐相处。

F:学习努力,作业认真完成,有奉献精神,常为班级做贡献,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但学习方法掌握不当,导致事半功倍,希望你以后向学习好的方式多多讨教。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G:有积极的人生观,总能乐观面对挫折。思维较为敏捷,上课积极发言。但脸皮过厚,听不进批评,以至于同学们都不欢迎你。而且你过于无视学校纪律,常常迟到,希望你以后改正缺点,发扬优点。

H:有做大事的抱负,责任心和自控能力强,十分风趣,待人友善,交际能力强。但进入学习状态较慢,应多把精力多用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I:守信用,讲义气,交际能力强。但过于固执,不听劝告,汉南采纳别人的意见。

J:求知欲望强,能虚心求教,上课认真听,及时完成作业。但不喜欢学习,作业质量欠佳,做事太过冲动,希望以后做事前多经过思考。

K:思维敏捷,张扬、幽默、上课积极发言,能认真学习。但总爱标新立异,做事鲁莽冲动,用同学们的话说就是太装B了。

L:非常聪明,积极乐观,乐于助人。但思想过于消极,对事物的认识过于肤浅,说话缺乏内涵。希望以后多看些名著,陶冶情操。

M:积极乐观,活泼开朗,责任心强。善于疏导同学,利于团结。学习方面十分认真,上课听讲系统而有效。但太过张扬,过于活泼,应内敛些。

N:为人乐观,乐于助人,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上课不够认真,经常走神或看小说,希望以后注意。

这里面的H,就是儿子两个朋友中的一个,是个非常好的小帅哥儿。学习不错,做事特别有责任感,有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少有的超强自制能力。父亲是某个基层武装部的军人,母亲开着个小店铺,常年守着,很少有时间来管他。想来这锻炼了他的自制力吧。但我发现,相对于儿子看的众多课外杂书和又是足球、又是篮球、又是钢琴小提琴之类的诸多爱好,他基本上是一无所好。谈起话来,也是对许多东西一无所知,这常常让我不解。问他平时读课外书多不多,回答是:家里没书。

唉~




 
山与寂寞 @ 2009-06-19 19:26

    读完了田晓菲的新书《留白—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不大喜欢。不过就是她的一本书评影评之类短文章的结集。不知道干吗要把《秋水堂论金瓶梅》给扯上,搭售吗?当然,我宁愿相信这是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此外,这书的印刷装祯也让人很不爽。倒真符合这书名,留白。书的上下页边距几乎占了书页面的一半了,有抻面条之嫌。赚钱也不是这么个赚法嘛。

    比较喜欢田晓菲的文字,清丽温婉,让人想到一个古典气质的女子。近两年陆续读了她的几本书。感觉她写关注范围稍小一些的东西非常好,比如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赭城》,还有那本编译的《“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我都比较喜欢。这些研究,都比较有深度,虽然未必同意她的意见,但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很可贵。而在《留白》中,当她试图涉及稍宏大一些的叙事,如通过分析金庸武侠来阐明其中的一些中国历史问题时,立马显出了功底的不够浓厚与对中国的了解有限。看时我想到了另一个也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历史大家余英时。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历史或者文学,是这些海外中国研究者的强项,余英时和田晓菲都经常在书里引用西方理论,所谓的比较研究吧。但给我的感觉,余英时引用这些理论或观点时,非常妥贴而自然,能够将这些隔入自己的文字中,成为浑然的一体。而田晓菲的引用,时常给人生硬之感。而且余的历史研究,深而且广,熟悉的人毕竟不多,读者能从中学到不少新的视觉与方法。而田晓菲呢,尤其是在《留白》一书中的研究的,多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东西,如金庸、如郁达夫,如《金瓶梅》,如香港电影等等,这就有难度。比如下面这段文字,就真成了那句俗话: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鹿鼎记》正是这样一个关于讲故事的故事,一套关于说书的大书,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它的“后设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它对于自然虚构性质的自觉指涉,它对于说书和戏剧的借用(oppropriation),它和以前金庸小说的互文生义性(interxtuality),还有它对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传统的滑稽摹拟(parody)。

       不说那几个生僻的英文,但说这其中的几个概念,自觉指涉,互文生义,滑稽摹拟,就足以让人头大了。写这些东西,她真得学学人家伍尔夫,无论评什么书,写什么随笔,都能让哪怕一个普通读者一看就明白。

    书里有几篇小文章,我倒是比较喜欢。比如评《波多里诺》的,让我对这个看时感觉糊里糊涂的小说有了总体的把握。写弗里达的,真是深入了人物的灵魂深处,也很好。还有名为《十日谈》的十篇文学小随笔,很有新意。尤其其中写周邦彦那首著名的词《少年游》(并刀如水)的,真是好,符合我心目中对于田晓菲文字的想象。

    据说田晓菲的另一本新书,《烽火与流星:萧粱时代的文学与文化》,英文本已经出了两年了,中文版也将在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期待。这是她擅长的领域,想来应该很不错。



 
山与寂寞 @ 2009-05-19 18:03

看名人评价名人,无论他们之间互捧还是互掐,都是件有趣儿的事。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于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评价和对于胡适的态度。

先说他评价丰子恺译《源氏物语》。

周 作人与香港作家鲍耀明1964年以后的通信,除了物质上的互通有无之外,精神上的交往渐渐多起来。鲍耀明开始问一些与周作人本人、鲁迅以及二三十年代其它 著名人物有关的事情,并提供了许多海外关于周氏兄弟研究的成果和争论,周作人则求鲍耀明提供更多书籍。查当时周作人通过书信给鲍耀明的“注文”,几乎全部 是各类日本书籍。日本研究,周作人当然是专家。看他在作品中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的津津乐道,给我的感觉,周作人对日本的爱,超过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也好理 解,中国是他必须日日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泥潭,而日本呢,对于周作人,恐怕更多是发现并欣赏它的生活之美,艺术之美吧。用一个恶俗的比喻,中国是他天天醒来 不得不看的黄脸老婆,日本则是更多带给他美丽与享受的小三儿。

周作人翻译过众多日本文学作品,《枕草子》、《浮世澡堂》、《古事记》、 《狂言选》等,都是代表。但作为日本文学代表作的《源氏物语》,却一直未曾听说他有过翻译的想法。中文版《源氏物语》最著名的版本,是丰子恺的译本。丰子 恺本身是著名的画家、散文家,译作也不少。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他的翻译版本就是我最喜欢的。去年在当当上买了《源氏物语》, 还一直没下得了决心看,因为看日本文学作品对于我一直都是个考验。如今在《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看到周作人对丰子恺以及他的译本的看法,却勾起去看的 好奇心了。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始于1962年。鲍耀明在这年12月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阅报得知丰子恺先生们已自62年元旦起, 着手翻译《源氏物语》。虽庆得人,但若由先生握管未知是否更为理想?”那是自然。但当时的周作人,连生命都由别人握管着,只能写些回忆鲁迅的文章度日,哪 握管得了任何事。周作人对于丰子恺的看法,却很一般。香港曾经出了本《周作人儿童杂事诗》,里面用了丰子恺的插画,周作人表示了不屑:“丰君的画,我向来 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而提到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更 表示,“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原因呢,很小,因为“曾见他翻译石川啄木的小说,里面说一个女人“ハシヤゲ”,意思弄错了。”看起来似乎有些吹毛求疵, 但因为一件小事甚至一句话,而对某个人起了好感或者反感这种事,其实在生活中却是极常见的。

到了1964年,丰子恺的译文完成了,出版社 请周作人写意见。周作人说,“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 派手法也……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但因为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以周作人一贯为文的风格,这样的 评价可以说是相当出格了。其实也难为了丰子恺,弄日本的东西,在周作人面前,谁不是班门弄斧呢?如果周作人活到现在,看到一本本外国作品翻译里大堆大堆的 错误,再回过头来看丰子恺的译文,也许会觉得也没那么恶俗吧?

再说说周作人对胡适的态度。

周作人与胡适,在北大时是同 事,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交往应该不少。当年胡适写给周作人的那封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的信,更是天下人皆知。但对于胡适的热情,周作人所抱着的态 度,却一直相当冷淡。在不少文章中,甚至还都对胡适有所讽刺。想来胡适与周作人,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实在也是两类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1965 年4月,鲍耀明给周作人的信里,写了一段陈之藩回忆胡适的事。陈之藩说,“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值得一看的,只 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周作人文),他似乎就想起苦雨斋中的老友, 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于朋友的那份痴与爱”。

周作人在回给鲍耀明的信中,提起这件事,却是另一种态度,“胡君的确有他 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 不曾热烈的棒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这是标准的周作人式的待人之道,所 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有他的可取可贵之处。但周氏的冷漠也表露无遗,这也是周作人没有胡适可爱的地方。“我的朋友胡适之”,固然是笑谈,但谁说过我的朋友 周作人来着?



 
山与寂寞 @ 2009-05-15 22:40

这两天一直下雨,而且下得很有耐心。昨夜不停地滴了一夜,上午也没停。中午看完火箭和湖人比赛,我催着儿子睡觉,他却盯着窗外出了神。问他在想什么,他说,这样下雨的天气,要是在老家,该多好。

是啊,这样哗哗啦啦下着雨的天气,要是在老家,多好。坐在窗前,听雨打在院中的竹林里,树枝上,沙沙作响;打在对面人家的屋顶上,溅开淡淡的雨雾;对面的山啊,树啊,山坡上的人家啊,也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轮廓……这样的氛围,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将你拉入某种沉思,就那样呆呆地坐着,脑子里飘过无数的念头,却又什么也抓不住,只好索性什么也不想了,给自己泡杯清茶,摸过一本书,最好是唐诗、宋词,或者晚明的小品文之类。既然没有相知的友人可以愉快地谈话,那就和古人聊聊吧。

这样的初夏时节,故乡的雨是很经常的,往往一下就是数天,十天半月不晴是常有的事。院中的花草疯了一般地长,对面的山上的绿,也一天比一天更深。家门前有条河,原来水挺多的,后来,作为城市大水缸的水库蓄水量不够,水被筑了坝,引走了,它就成了条浅浅的小河,垫了石头就能踩着到对面的山上去。附近的人们,在这条小河边洗菜,洗衣服,提了水浇自家门前的菜园,夏夜坐在河边乘凉。但一到多雨的季节,山上的雨水往下流,它就涨满了水,河面也变得宽了许多,挟裹着从上游下来的树枝、杂草什么的,哗啦啦的向前流,颇有些气势。

下雨时这条河有个奇观,尤其是每到下那种不大的连阴雨,有许许多多小青蛙会蹦到路上来,院子里去。在路上一走,只见到满路乱蹦,都是小小的青蛙,院子里的草丛里也是,偶尔还会跑到屋里去。狗们见到这活蹦乱跳的小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先用嘴给青蛙摁住了,闻闻,大概是感觉一下是否能吃吧。可能感觉到青蛙并不好吃,又放开,看到青蛙蹦跳,又跑过去用嘴给它摁住,象做猫玩老鼠的游戏一般。狗们倒是开心了,青蛙们该有多恐惧啊。

小河与对面的山之间,有片不大的荒地,据说原来是哪家房地产公司准备用来盖什么的,后来觉得不行,就放弃了。公公来城里后,无事可干,就盯上了这片荒地。正好老公和那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认识,说了下,反正他们现在也没用,于是公公就开始在那片荒地上开菜园。看到公公种菜,附近的老人们也跟着,一人一小片,都种上了菜。临着河,浇水自然是没问题的,无奈土地太贫瘠了,种出的菜怎么也水灵不起来。公公买了化肥,儿子却不让他用,说是让菜自然生长吧,又不是去卖。那菜样子难看,味道却很好。每天上班回来路过时,我就到菜园摘点菜,然后回家做饭。雨一下大,河水涨起来,菜园过不去了。摘菜的人们就脱了鞋,挽起裤腿,提着竹篮子趟过河去,摘来的菜先在河里涮涮,再湿淋淋地提回家去用水洗。

在这片菜园的两边,是大片大片的野草地,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边,绿毯子一般,中间长着些叫不上名字来的树丛。穿过这片草地,随便哪条路,都能将你引到深山里。刚搬到这里时,这片地方是我们天天夜晚散步的地方,偶尔也约了朋友或邻居,坐在草地上闲谈。那是非常惬意的夜晚,空气中是山的气息,树的气息,草的气息,河的气息,抬起头就是现在都市里早已见不到的蔚蓝的星空,让你只想一直坐或者躺在那儿,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后来练瑜伽,很容易就能进入冥想状态,大约就是那时候打好的基础。

不知从哪天起,开始有人在这片草地上刨了。野草长了很多年,盘根错节,并不好清理,但却也难不倒人。刨地的人越来越多,一片片土裸露出来,象是大山的绿色裙子补上了一块块土色的补丁,很难看。有次碰到政府主管环保的领导,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是啊,我也注意到这问题了,曾经在政府会议上提过,制止乱刨草坡的行为。可管经济的领导说,别管了,那些刨地种菜园的人,很多都是找不到事做的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弄块地,种点菜,好歹也算是一点收入。我还能怎么说?

听了这话,我也无语。眼前的利益永远都是最吸引人的。现在,离开那儿已经几年了,草坡肯定是不存在了,不知道人们的菜园,种得可好?象这样下大雨或者连阴雨的天气,山上冲下的雨水,会不会将大量泥土冲进河里?那条河呢,希望它一直还在。将来儿子的儿子们,还可以脱得光光的,在河里学狗刨,在河边抓螃蟹,夜晚还能听取蛙声一片。



 
山与寂寞 @ 2009-05-13 23:43

这两天在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书是在孔夫子上买到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只印了3000册。看到有消息说,因为书的出版没有征得周作人亲属的同意,还惹起了侵权纠纷,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这样看来,这书怕就是绝版了。

鲍耀明是香港作家,与周作人本不相识,通过两人共同的熟人曹聚仁牵线,从1960年初开始通信直到1966年,后来也不曾见面。书共收录了两人间的通信745封,并插入同时期周作人日记837则。要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周与曹、鲍二人的通信是最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周曹通信录》也有,是香港1973年出版的,在孔夫子上看到,两册,四百来页,要价到一千四五,只能望书兴叹了。

书才看了一百多页,两个人通信才一年多。本来素不相识的人通信,可谈者其实廖廖,尤其是早期的通信,大多三言两语,给我的感觉是两人皆有所谋。周作人需要是当时国内难以买到的食物,如猪油、白糖、各类日本食品、药物,鲍耀明需要的,则是大陆以外很难得到的周作人书籍、墨宝、手迹等,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两人开始通信的时间是1960年春。那时的中国,正是饿殍遍野的时候。央海外亲友邮寄食品,大概当时是很多人的选择。在一封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信中,他说,“托寄物品往内地之商店,港地不下数千家,类多挂羊头卖狗肉者,此间人士啧有烦言”。而这些物品寄到国内后,“粮包在穗堆积如山,管理不善”,鲍所寄的不少食物“付诸洪乔”者亦不少,很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看周作人托鲍耀明所寄者,大多是猪油、白糖、日本赤味噌等食品。而信中每次得到所寄物品的口气,如“承赐寄好吃之物,至感嘉惠”、“承赐奈良渍……不胜感谢”、“接诵手书,并蒙赐海苔珍品,不胜感荷”等语,其乞食为生的处境,则让人看了心酸。

但在书中读到的一些信息,却也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事。周作人是个美食家,这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在乞食为生的时候,这一点也时常流露出来。如1961年1月17日信说,“领到磯自慢,充满着海边的香味,真堪自慢。”听到鲍耀明说寄了“松茸”,立马想到没有南豆腐配了来做松茸豆腐羹,后来又央鲍赐寄“香蕈”,应该是香菇吧。此外,在他的日记里,三天两头总有买糖果若干,果汁若干的记载,在那个举国饿肚子的时代,也真算得上奢侈了。连他自己也知道这点,自己评价自己为“口腹细致”,真好形容,不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子信徒了。

周作人喜欢舒适安逸、口腹细致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当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因为家道中落而忍着白眼奔走于当铺之间时,周作人尚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长大以后,鲁迅到哪里,就给他带到哪里,先是南京,后是日本,再后来是北京。直到兄弟失和以前,家事一切都由鲁迅罩着,他只需坐在家里,看看书,做做文,译译稿,颇舒适。兄弟失和后的一些年,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俨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靠教书、做文生活,不会太宽余,但养家糊口,应该是没问题的。由于有鲁迅,他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曾供养过。当鲁迅去世,母亲说以后就要靠你了时,周作人的回答竟然是“我苦哉,我苦哉”,让人相当心冷。认真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你会发现,兄弟俩相比,鲁迅貌似冷峻的外表下,是颗热情的灵魂;而周作人貌似谦和的外表背后,则是一颗冷漠的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了,周作人留在沦陷中的北平苦住着,虽然靠着朋友帮忙,时常可有些译著出版,但靠闭门译书已经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需要,时常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了,生活渐渐陷入困境,不仅在米店、煤店欠帐,连女儿处也负了债,这对于一向讲究舒适安逸的周作人,无疑是巨大的考验。而1938年参与日本人的“应酬”之后,周作人的日子显然好了很多。不仅家里开始扩充住宅,大兴土木,生活也日益阔绰,养了几十个仆人,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上千元,本来就是美食家的周作人,吃喝也更为讲究。

在兄弟失和的疑案中,周作人的夫人信子是个重要的角色。信子虽只是日本普通人家出身,但却极喜欢讲排场,家中用着不少仆人。即使到了六十年代,周作人失时失势已久,风光不再时,家里依然有好几个仆人,而且和周作人因为减少仆人一事而时常争吵,这让周作人的生活背负上了巨大的压力。周作人1960年8月31日的日记说,家中“本月用款计逾580余元矣”,1960年的580元,是什么概念?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50块钱已经相当可观了。可见周作人一家的开支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了。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过俭朴的生活,但不顾实际地过分讲究舒适安逸想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算不上一种好的选择。所以,一方面,为周作人乞食为生的窘迫的生活境况而心酸,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口腹的太过细致而忍不住叹息。

昨天一边看书一边浏览电脑,看到《细节的力量》上有一篇署名张耀杰的文章,正好也谈到了周作人,主题是为周的汉奸罪名翻案,此外不知道在哪儿又看到有人将周作人比作甘地。《细节的力量》一贯喜欢做些矫枉必过正的事儿,暂不去说它,把周作人比作甘地,真是太抬举他了。虽然我一向也比较喜欢周作人,但中国人做不了甘地,我们没有那份坚忍;日本人也成全不了甘地,有再多甘地也灰飞烟灭了。甘地是需要英国人才能成全的。

现在似乎比较流行将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来说事儿,抑鲁扬周者有之,抑周扬鲁者也不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老让我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那故事的最后,好象是有一个明眼人告知了真相的。但在某些问题上,比如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俩的问题上,怕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说自己就是明眼人,能客观地告诉大家真相的。所以只好象那几个摸象的盲人那样,永远不停地研究下去,争论下去,养活一个又一个专家,成就一个又一个饭碗,也算周氏兄弟的又一大功德了。